关于民主斗士秋瑾女侠的英雄事迹我们都能耳熟能详了，但是对于她死时的情况，一般知道的人比较少。封建社会里，女死刑犯都是要被“裸刑”处决的，极其羞辱，秋瑾算是幸运的一个，因为她遇上的是正直的县令李钟岳，李钟岳虽然迫于上司命令，但还是答应了她的请求。秋瑾的遗言是：“一、准许写家书诀别；二、不要枭首；三、不要剥去衣服。”
附录：《六月六日与李钟岳》（节选）
秋宗章 著。
李钟岳，字崧生，别号晴岚，生于山东安丘，耕读传家，进士出身，先后任浙江江山、山阴县令，深得民心，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。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，他曾多次委婉陈辞，遭到贵福否决。1907年7月13日，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，他在现场，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：“但加逮捕，弗许伤害。”
秋瑾被捕后，先是押在山阴狱中，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，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，所以企图借李之手杀秋瑾。第二天，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，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，于是留下了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。秋瑾遇害两星期后，张曾扬致电贵福：“报纸中载：该匪当堂书‘秋风秋雨愁煞人’七字，有无其事？有即送核。”当日，贵福复电：“七字在山阴李令手，已晋省。”可见实有其事。
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，有意开脱。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“将秋瑾先行正法”的复电后，立即召见李，令他执行。李说：“供、证两无，安能杀人？”
好一句“供、证两无，安能杀人？”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，这是人性、良知的声音。
有史料说：“既而斩决秋女士，竭力阻拒，几至冲突。”应是可信的。然而他的争执是无效的，杀人的命令已下，口舌之争已属无谓。
时已子夜，他提审秋瑾，告诉她：“事已至此，余位卑言轻，愧无力成全，然汝死非我意，幸亮之也。”说完，这个父母官当场“泪随声堕”，身边的吏役也都“相顾恻然”。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，她提出了三件要求：“一、准许写家书诀别；二、不要枭首；三、不要剥去衣服。”李钟岳，一个小小县令，他答应了第二、三两个要求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，杀人要砍头示众，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，似乎都成了习惯，秋瑾并不畏惧死亡，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，不要被砍头示众，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。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，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。
秋瑾被杀，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，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。他身处官场，却天良未泯，不唯唯诺诺，唯命是从，既不肯逼供，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，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，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，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，不久他就被撤职。目睹秋瑾的死、贵福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，在离开绍兴前夕，他“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”，并留下了“若借此想见好上台，便是禽兽”这样的话？
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，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两句话，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，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，别人虽可原谅他，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。痛苦、悲愤之余，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，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字“注视默诵”，并为之泣下，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。在良心的自责下，他几次自杀未遂，但他死志已决，最终自缢于屋旁，终年53岁，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。“身后萧条，几不能棺殓。”噩耗传出，无论识与不识，都为他叹息。另有一人，是绍兴“府署刑席”，我们只知道他姓陈，绍兴人，“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，告病辞去”
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，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，李钟岳，一个地方官的选择，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。1912年7月21、22日，《民主报》连续报道《西子湖滨之血泪》，《新浙江潮》主笔王卓夫说：“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，既因秋案如是，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，该社均表同情。”
附录：《六月六日与李钟岳》（节选）
秋宗章 著。
李钟岳，字崧生，别号晴岚，生于山东安丘，耕读传家，进士出身，先后任浙江江山、山阴县令，深得民心，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。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，他曾多次委婉陈辞，遭到贵福否决。1907年7月13日，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，他在现场，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：“但加逮捕，弗许伤害。”
秋瑾被捕后，先是押在山阴狱中，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，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，所以企图借李之手杀秋瑾。第二天，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，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，于是留下了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。秋瑾遇害两星期后，张曾扬致电贵福：“报纸中载：该匪当堂书‘秋风秋雨愁煞人’七字，有无其事？有即送核。”当日，贵福复电：“七字在山阴李令手，已晋省。”可见实有其事。
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，有意开脱。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“将秋瑾先行正法”的复电后，立即召见李，令他执行。李说：“供、证两无，安能杀人？”
好一句“供、证两无，安能杀人？”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，这是人性、良知的声音。
有史料说：“既而斩决秋女士，竭力阻拒，几至冲突。”应是可信的。然而他的争执是无效的，杀人的命令已下，口舌之争已属无谓。
时已子夜，他提审秋瑾，告诉她：“事已至此，余位卑言轻，愧无力成全，然汝死非我意，幸亮之也。”说完，这个父母官当场“泪随声堕”，身边的吏役也都“相顾恻然”。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，她提出了三件要求：“一、准许写家书诀别；二、不要枭首；三、不要剥去衣服。”李钟岳，一个小小县令，他答应了第二、三两个要求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，杀人要砍头示众，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，似乎都成了习惯，秋瑾并不畏惧死亡，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，不要被砍头示众，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。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，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。
秋瑾被杀，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，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。他身处官场，却天良未泯，不唯唯诺诺，唯命是从，既不肯逼供，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，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，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，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，不久他就被撤职。目睹秋瑾的死、贵福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，在离开绍兴前夕，他“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”，并留下了“若借此想见好上台，便是禽兽”这样的话？
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，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两句话，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，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，别人虽可原谅他，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。痛苦、悲愤之余，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，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字“注视默诵”，并为之泣下，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。在良心的自责下，他几次自杀未遂，但他死志已决，最终自缢于屋旁，终年53岁，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。“身后萧条，几不能棺殓。”噩耗传出，无论识与不识，都为他叹息。另有一人，是绍兴“府署刑席”，我们只知道他姓陈，绍兴人，“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，告病辞去”
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，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，李钟岳，一个地方官的选择，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。1912年7月21、22日，《民主报》连续报道《西子湖滨之血泪》，《新浙江潮》主笔王卓夫说：“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，既因秋案如是，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，该社均表同情。”